被西方国家誉为“东方经验”的调解，可以有效地防止当事人间的矛盾激化，息讼止争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，促进案件的执行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，无疑在民事诉讼中有着不可代替的价值功能。近年来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结案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下，我院充分认识调解工作的重要性，注重民商事审判中的调解工作，2001年调解结案率为51.3%，比全省法院的调解结案率高出28.4个百分点。此后，我院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，2002年为60.2%，2003年上半年为61.3%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为总结经验，更好地发挥调解的作用，我院对近年调解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，对提高调解率的做法与经验作了总结。

一、近年调解率上升的原因

    （一）重新认识调解工作的价值，调解率逐年得到回升。当前调解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有当事人法律意识提高、社会好讼风气浓厚、当事人在诉讼中不愿轻易让步等原因，但其中法院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与调解制度的碰撞，审判人员出现重判决轻调解的倾向，恐怕还是主要的原因。我院1999年以前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率均为60%以上，如1997年、1998年、1999年的调解率分别为68.5%、64.6%、63.5%。2000年深化审判方式改革，重点进行了以增强庭审功能，增加庭审公开性和透明度为目标的庭审方式改革，强调审判效率，提倡的审判模式为庭审中一方当事人表示不接受调解的，或庭上调解不成的，不再进行调解，即进行当庭宣判。当年调解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，全年审结民商事案件1596件，其中调解及经调解撤诉的801件，调解率50.2%，调解率首次跌至60%以下。调解率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上诉案件与执行案件增多的问题，审判人员重新认识到调解息讼止争、促进执行的现实价值，调解工作重新摆到我院审判工作的重要位置，2001年、2002年及2003年上半年审结民商事案件分别为1837件、1520件、773件，其中调解及经调解撤诉的分别为943件、915件、474件，调解率分别为51.3%、60.2%、61.3%，调解率逐年得到回升。

  （二）调整办案风格，正确处理调解率与当庭宣判率间的关系。审判方式改革初期，法院系统曾出现“强化审判、弱化调解”的改革思路，片面强调快审快结和当庭宣判率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解结案率。2000年起，我院将当庭宣判率纳入岗位责任制考核范围，当庭宣判率得到大幅度的上升，当年判决结案的民商事案件609件，当庭宣判的217件，当庭宣判率35.6%，比1999年的当庭宣判率17.3%上升了18.3个百分点，上升幅度超过1/2，但当年的调解率却比1999年下降了13.3个百分点。这当中，审判人员为了提高当庭宣判率，对一些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，有调解可能的也没有尽力做调解工作，是主要的原因。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进行，审判人员驾驭庭审的能力不断增强，逐渐摆脱了初期一律简单模仿示范庭的办案风格，可以熟练地针对不同案件情况探求最佳的结案方式，既不重调轻判，也不重判轻调，当庭宣判率对调解率的影响逐渐削弱。2001年、2002年、2003年上半年，我院判决结案的民商事案件分别为818件、621件、308件，其中当庭宣判的分别为317件、220件、99件，当庭宣判率分别为38.8%、35.4%、32.1%，当庭宣判率基本保持稳定的水平，但调解率仍能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。

    （三）摸索出符合审判规律的办案方法，区别不同类型案件侧重适用调解。当庭宣判可以增强诉讼透明度，提高审判效率，体现法律的威严；调解可以防止矛盾激化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体现法、理、情的相融。两种结案方式各有其优势，片面强调调解率与片面强调当庭宣判率都是不可取的，既要防止不顾案件质量，草率下判的做法，也要摒除久调不决，强迫调解的做法。我院在开展调解工作时注意顺应案件的审判规律，根据各类型案件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结案方式，可调则调，应判则判，没有因调解而拖延案件的审理，多年来没有一件案件超审限。以2002年与2003年上半年为例，2002年我院婚姻家庭与继承纠纷、合同纠纷、权属与侵权纠纷三类案件的调解率分别为76.6%、54.9%、53.2%，当庭宣判率分别为5.9%、40.4%、26.7%；2003年上半年的调解率分别为72.9%、55.9%、70%，当庭宣判率分别为15.7%、37.4%、6.8%。调解率最高的案件是婚姻家庭纠纷，当庭宣判率最高的是合同纠纷。一般来说，婚姻家庭纠纷是非责任难分，当事人心理、感情容易波动，调解的成功率比较高；合同纠纷法律关系明确，证据齐全，是非责任清楚，法律规定比较完善，调解不成的则快审快判；权属、侵权纠纷当事人双方存在对抗情绪，处理不当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，故也侧重进行调解，调解成功率虽不一定高，但经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后才下判，当事人服判息讼，取得比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。

    （四）发挥人民法庭调解工作主力军作用。人民法庭处于基层，案件当事人多是当地农民，他们思想纯朴，思考问题多从“人情道理”出发，但一旦上到法庭又希望法官能主持公道，“讨个说法”，若判决结果与其想法不合时，怨气一触即发，往往引发其它社会问题。而涉及经济纠纷时，当事人多明白“欠债还钱”的道理，往往是为还款期限发生争议，经过做工作，调解的成功率非常高。因此人民法庭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特别注重做好调解工作，不就法说法，而将法与情、理结合，以“防激化、促团结、保稳定”为指导方针，做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，维护社会的稳定团结。2002年我院沙坪、鹤城、宅梧三个人民法庭调解率分别为62.3%、68.4%、74.7%，分别比全院调解率高出2.1%、8.2%、14.5%；2003年上半年三庭的调解率分别为65%、65.6%、79.5%，分别比全院调解率高出3.7%、4.3%、18.2%，足见人民法庭在我院调解工作中的主力军地位。

    二、调解策略

    随着法制宣传的加强，公民的权利意识日趋增强，法律素质日渐提高，现代司法理念下的调解工作不能一味的“和稀泥”，审判人员要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调解方法，注重调解艺术，才能使纷繁复杂的各类民商事案件得以彻底解决。我院在审判实践中总结了以下几个调解策略。

    （一）倾力调解，环环穿插。调解虽是当事人自愿的结果，但法官的推进作用不可缺少，我院审判人员注重将调解原则贯彻诉讼的始终，将庭前调解、当庭调解与庭后调解相结合，尽量创造条件推动双方当事人调解，克服诉辩式审判给调解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。案件立案受理及向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时，承办人便询问原、被告有否调解的意愿，调解的最低尺度怎样，初步掌握案件情况和双方当事人的心态。在送达开庭传票时再向双方当事人传达对方的调解意愿，适时向其宣传相关法律，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。庭前交换证据后及开庭前法官根据案件的情况，认为有调解可能的便先行调解，调解不成再开庭。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能消化在庭前，节约诉讼成本，提高审判效率。在整个诉讼过程中，法官把握每一个调解良机，直至送达判决书前。

    （二）倾心聆听，循循善诱。打官司的当事人都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别人的侵害，认为法院是说理说法的地方，所以一定要把满肚子的话说完才畅快，针对当事人“斗气”、“争面子”的情况法官可以实行“背靠背”调解与“面对面”调解相结合的方式。在背靠背的时间里，法官要营造宽松的气氛，耐心聆听他们的诉求与反驳，取得当事人的信任，让当事人情绪放松地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从而了解案件的起因，洞悉当事人的心理活动。稳定他们的情绪后，进而摆事实讲道理，有针对性地做疏导工作，然后给充分的时间让当事人回去自行考虑，等待时机成熟再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“面对面”的调解。这时，双方当事人气也消了，思想也通了，往往可以一调即成。

    （三）以理服人，达到双赢。调解成功的案件虽然往往需要当事人放弃某些权利，但采用调解方式结案，尽快解决纷争，实际上很多时候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有利，但当事人当局者迷，或者对诉讼知识欠缺，有时不清楚其中道理。这时法官应主动、适当地对当事人进行引导，对诉讼中的风险予以告之，引导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做出判断，再着重从人情、道理方面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，还可以提醒当事人换位思考，以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。

    （四）以情动人，引起共鸣。对于离婚、抚养、赡养等婚姻家庭纠纷，调解时要唤起当事人对亲情的美好回忆，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，对子女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，唤起当事人对今后幸福生活的憧憬，对共享天伦之乐情境的向往，引起当事人的共鸣，当事人的感情出来了，纠纷也就解决了。如我院审理的一宗抚养关系纠纷，被告谢某的前夫因病去世，前夫临终前要求谢某把6岁女儿交由父母抚养，于是谢某在第二年改嫁时并没有带走女儿，亦无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用。女孩的祖父母均已是70多岁的老人，没有任何收入来源，而且，当时为给儿子治病，两老已倾尽毕生积蓄，作为祖父祖母的他们再没有能力抚养孙女，于是提起诉讼，要求被告谢某履行对女儿的抚育之义务，并支付原告已代支付的抚育费9714.67元。承办法官看过案卷后认为，只有唤起大人们心中的爱，女孩才能真正得到母亲的爱，以后才能快乐地生活、学习，于是，他侧重于案件的调解，开庭前，法官对他们说，“今天到庭的都是亲戚，希望大家以前是亲戚，以后仍然是亲戚，因为大家都是孩子的家人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”，一句话消除了双方的对立情绪，当听到可怜的女孩既无父爱又得不到母爱时，谢某的泪珠漱漱而下，后悔当初不该抛下幼小的女儿。之后，在法官耐心的劝导下，出于对小凤的爱护，本想在庭上争个长短的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谅解，谢某的丈夫表示，愿意接回孩子，与谢某共同承担起抚养孩子成长的责任，被告的言行也感动了原告，原告当即表示放弃追偿9714.67元的抚育费，并向法庭提交了撤诉申请，双方当事人在庭上握手言和。

    (五)用法示人，晓以利害。有的当事人在诉讼中片面强调维护自己的利益，或者抱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对此，审判人员应在查清案情的基础上，分清是非，明确责任，使当事人明确认识，从而促使其心理转变，对于损害赔偿类案件，法官还可以进行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，唤醒当事人的良知，用法律的威慑与思想道德的感召力相结合，引导当事人化解矛盾。法官首先要依法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，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然后有理、有利、有节地开展工作，对当事人的错误，要给以严肃的批评教育，也可以将有关的法律规定，展示给当事人，或者将类似案件的判例让当事人阅读，使当事人对诉讼的胜负有个基本的判断，从而使其认识错误，转变态度。

    （六）巧借外力，缓和矛盾。实践中，大量的案件总有诉讼外的力量主动地参与进来，法官要善于借用外力，化不利为有利，促成调解。同时还要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，共同做好调解工作。如果遇到亲朋好友拉关系、讲人情，要因势利导，借机向说情者讲明案件的事实和处理依据，通过他们反过来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，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有时要视案件的情况主动邀请当事人信任的亲友、基层组织帮助调解，他们熟悉当事人的情况与性格，通过他们帮助做协调、劝说工作，往往取得较好的效果。对于一些有对抗情绪不愿对法官讲心里话的当事人，法官也可以找当事人的亲朋好友了解案情，掌握纠纷产生的症结，以便有的放矢地开展调解工作。当事人有代理律师的，要注意发挥律师的疏导作用，律师对法律有足够的理解，对于诉讼的胜负有一定的预知，也深谙其中的利弊，而当事人通常对其代理人的信任是超过法官的，因此代理律师做其工作时，常有事半功倍的效果，所以我们要合理引导律师，将一些调解工作让律师去做，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，使一些案件得以调解结案。

（注：本文获2003年度广东法院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