骆秉章：举贤荐能 廉洁奉公

骆秉章（1793—1867），广东花县（今广州花都区）人，曾留任京官十余载，又在地方担任封疆大吏长达十七年——抚湘十载，督川七年。其间，他尽忠职守、勤政爱民、廉洁奉公，受到朝野推崇。在他曾任职的四川，当地百姓对他拥戴至深，将他与汉代的诸葛亮、唐代的韦皋并称（参见《清史稿·骆秉章传》）。

“治民以察吏为先，治兵以选将为要”（《骆文忠公奏议》）。本着这一理念，骆秉章在担任湖南巡抚、四川总督期间，将大量心力倾注在考察各级官吏的真实情况上。他一方面及时甄别、清退资质庸劣、才不胜任者，另一方面积极举荐廉洁、贤能人才，为稳定政局、保障民生奠定了基础。

清代王定安在《湘军记》中如此描述骆秉章：“骆文忠沉毅静镇，碌碌若无所能，而其大用在任贤不二，屈己以从人。”早在主政湖南时，骆秉章就以知人善任受人称道。他举荐的官员，有许多都是清正廉明、忠君爱国的典范，如“勤干廉明”的湘乡知县朱孙诒、“守洁才长”的武陵知县胡镛。对于刚正不阿却遭排挤的湖南知县黄淳熙，骆秉章更是亲自登门拜请。此外，有经世才干之人，骆秉章也会不论出身、任人不疑，左宗棠、刘蓉等人便在此列（参见《湘军史稿》《清实录》）。

调任四川后，骆秉章为朝廷遴选、举荐了大批人才，一时间“名臣良将布满天下”（清·李光廷《骆文忠公行状》）。以至于滇、黔、陕、甘等多省大吏的指派及相关大政方针，朝廷都多次咨询并重视骆秉章的意见（参见清·薛福成《庸庵笔记》）。

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年逾古稀的骆秉章病逝于四川总督任上。朝廷赞许其为“公忠诚亮，清正勤明”，谥号“文忠”（《清史稿·骆秉章传》）。去世时，骆秉章家中只有“一布帐，簏存百金”，箱笥中除官服外，其余衣服均是旧衫，仅存的一点银子也都是朝廷发放的俸禄银。骆秉章官至封疆大吏、一品大员，何以如此清贫？据骆府司掌会计之人透露，骆秉章平日的廉俸所得，大多用来周济穷困之人。由于骆秉章留下的积蓄不多，骆氏后人在获得朝廷五千两赏银之后，才得以为其扶柩归乡（参见清·姚永朴《旧闻随笔》）。

《清史稿》等材料记载，骆秉章去世的消息传开后，成都为之罢市，百姓皆为之哀悼痛哭。晚清周询所著的《蜀海丛谈》中还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：骆氏后人扶柩自水路返粤路上，经过城镇时，当地居民都“夹岸罗拜，香烟千里不绝”。船行至夔府（今重庆奉节）时忽然搁浅，周围民众闻讯赶来，争相脱去鞋袜，跳进水里，帮忙将船推至水深处。湖南、四川人民感念骆秉章兴利除弊、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功绩，纷纷自发为其建起宗祠，以供瞻仰。

薛福成在《庸庵笔记》中如此评价骆秉章：“德器浑厚，神明廉静，推诚以待贤俊，亮直以事朝廷。”纵观骆秉章的宦海生涯，兼具清正廉明的“德”与“器”：他奉公守法，杜绝以权谋私，方能有效落实利民政策；他拥有慧眼识英才的眼光和胸襟，秉持“举廉惩贪”的原则，方能招揽德才兼备的优秀之辈，共襄国是。

近年来，在骆秉章的故乡——广州花都区华岭村，骆氏后人多次集资修缮初建于清同治五年（1866）的“光禄大夫家庙”，并在此举办诸如“开笔礼”等传统仪式活动。家庙中收藏有一幅骆秉章公官像，画像上的骆秉章器资瑰伟、风采严明，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进一步发掘、传扬这位晚清名臣清廉务实的品德与事迹。（节选）

光禄大夫家庙。骆秉章研究会供图

 

（来源：南方日报）